杨贤江（1895－1931），字英甫，笔名有李浩吾、洪康、柳岛生等，我国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杰出的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学 生 时 代

　　1895年4月11日，杨贤江出生于余姚县云和乡下垫桥七甲村（今慈溪市长河镇贤江村），父亲杨树芳，农忙时在家种地，农闲季节外出做裁缝，母亲方氏，管理家务。杨贤江8岁时入村塾，深得先生钟爱。12岁时入郑巷奚山学堂。16岁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余姚县立诚意高等小学堂，并破格留校任教。
　　1912年秋，怀着献身教育的宏愿，杨贤江考入了浙江最有声望的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所学校，是当时江南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重要场所之一。校长经亨颐是个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教育家，在全国教育界颇负盛名。教师李叔同、夏丐尊、胡公冕等，不仅有渊博的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而且有强烈的爱国热情。他们为人师表，深得学生们的尊敬。杨贤江受到了他们多方面的教育和培养，并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师生友谊。
　　杨贤江遵照“勤慎诚恕”的校训，刻苦攻读，博览了古今中外的哲学、历史、伦理学、教育学、心理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著作，如饥如渴地从中汲取新的思想文化的养料。

　　杨贤江在“一师”求学期间，目睹了在窃国大盗袁世凯统治下，中国社会黑暗、民族面临危亡的严酷现实，他一面学习科学知识，一面探求救国真理，接受了当时流行的教育救国思想。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对杨贤江产生了巨大影响。1917年夏，杨贤江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一师”，被公认为“全优的模范生”，他充分而有效地利用了自己的学生时代，为以后参加革命活动与进行教育理论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杨贤江从“一师”毕业后，受聘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工作。任职期间，对中国社会内乱外患的社会原因以及封建军阀黑暗统治的社会根源，有了比较深一步的认识，他的教育救国思想开始动摇。　　　1918年5月，他和恽代英开始了通讯联系，这两个都在探寻革命真理的青年，建立了诚挚的友谊。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杨贤江亲身经历了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热情赞扬这次运动为“新中国增光”。
　　1919年10月，经邓中夏介绍，杨贤江参加少年中国学会，这个学会是王光祈、李大钊等人发起组织的，以立志改造中国社会为宗旨，学会成员都是追求进步的知识青年。不久，南京分会成立，杨贤江被选为分会书记。1920年7月，他又与李大钊、恽代英等7人被选为学会第二届评议员。在学会活动中，杨贤江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潮，探索中国的社会问题。同年9月，杨贤江离开南京高师，到广东高要县，准备就任县立国民师范补习所的教育主任。因粤桂军阀战争爆发，补习所没有办成，杨贤江滞留高要县长达50天，深刻体会到军阀的残暴和人民的疾苦。面对中国社会的现实，他反省了自己的思想，开始把个人的理想和社会的改造联系在一起。他明确宣告：“我的理想，在把全人类的生活，要都能够有幸福，故不满于现代的财产制度。”
　　1921年初，杨贤江到了上海，任商务印书馆《学生杂志》编辑，商务印书馆当时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重要活动场所之一。杨贤江开始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1922年，杨贤江逐步在观察社会和指导青年中能实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这一期间他发表的许多文章，明显地表现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1922年5月，经沈雁冰和董亦湘介绍，杨贤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杨贤江从教育万能沦者、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具有坚定信仰的共产主义者，完成了他人生的重大转折。从此杨贤江自觉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积极工作。
　　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5周年纪念日，杨贤江怀着崇敬的心情，称颂“五年以前，在这个地球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无产阶段革命而得胜利的苏维埃俄罗斯，为人类文明史放一种异样的光彩”。

　　杨贤江以《学生杂志》为掩护担任党的通讯联络工作，商务印书馆成立共产党支部后，杨贤江同沈雁冰一起参加支部活动，经常向工人宣传革命，提高工人的思想觉悟。
　　1923年秋，杨贤江当选上海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中共上海地方兼上海区执行委员会第二届执行委员，1924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杨贤江积极投入大革命洪流。
　　1925年，杨贤江积极投入“五卅”运动，发起成立“上海教职员救国同志会”，他还到工厂、商店、学校中进行宣传，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和激励广大民众反帝斗争的精神。“五卅”运动后，杨贤江全面论述了“五卅”惨案的经过和影响，指出了惨案发生的真正原因，及时总结了经验教训，明确指出学生运动要走与工人、农民运动相结合的道路。
　　1926年1月，杨贤江当选为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兼任青年部长。4月上旬，杨贤江主持召开国民党上海市党员代表大会，代表市党部作政治报告。
　　杨贤江代表市党部积极参加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在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中结识了周恩来。1927年3月21日，第三次武装起义中，杨贤江组织的以上海大学为主的学生纠察队参加了闸北激战。
　　起义胜利后，杨贤江立即参加了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民政府的组织和筹建工作。3月29日，杨贤江主持市民代表大会，宣布上海临时市民政府成立。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杨贤江遭国民党反动派通辑。根据党的指示，杨贤江到了武汉，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机关报《革命军日报》总编辑。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杨贤江又秘密回到上海，开始了更加艰辛的战斗生活。

　　在南京高等师范任期期间，杨贤江就非常关心青年学生的思想和生活，并成为他们的好朋友。
　　1921年，杨贤江任《学生杂志》编辑，与沈雁冰一起对《学生杂志》进行了大胆的刷新，使之面貌一新，成为宣传革命道理，团结教育青年的阵地，与恽代英编辑的《中国青年》配合呼应，在青年学生中广泛流传，成了进步青年的必读刊物。杨贤江通过编辑《学生杂志》对青年一代进行全面的教育指导。
　　杨贤江十分注意帮助青年学生树立革命的人生观。他通过纪念活动或指导读书，通讯联系或解答问题等各种途径，循循善诱地启发他们学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引导他们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他还在《学生杂志》上组织了“青年问题讨论会”，从青年学生的特点出发，对他们的求学、择业、交友、恋爱、家庭、健康以及为人处世、生活习惯、兴趣爱好等问题，热情地给予关心指导。
　　随着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杨贤江更加注意从政治思想方面开展教育工作，鼓励学生参加政治活动，参加斗争。杨贤江在《学生杂志》上组织了学生干政和入党问题的讨论，一时震动了整个教育界，对广大青年学生提高思想认识，投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起了很大作用。同时杨贤江对毒害青年学生的反动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许多青年学生在杨贤江的教育和影响下，纷纷要求学习革命理论，杨贤江把《劳农俄国的研究》、《赤都心史》、《俄国新经济政策》等文章、《新青年》、《前锋》等刊物介绍给他们，给他们指出了学习方向。
　　1921年至1927年初，杨贤江编辑《学生杂志》达六年之久，为教育和指导青年，他撰写了近200篇社评和文章、100多则通讯、回答了1500多个问题。青年学生把杨贤江看作是一代导师。

　　杨贤江从青年时代起，就立志研究教育与青年问题，他潜心钻研教育理论，积极参加教育实践，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教育观点。
　　为创建中国新的教育理论，杨贤江全面研究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教育方针、实践和经验，先后翻译了《苏维埃共和国新教育》、《新兴俄国之教育》等著作，系统地介绍了苏联的教育制度、政策和理论，成为杨贤江创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重要借鉴。
　　杨贤江深刻地剖析了中国的社会现状，尤其是中国的教育现状，并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教育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创立了全新的教育理论。1929年5月出版的《教育ABC》，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述了教育在历史上的发展规律、特点和作用，使中国的教育史研究走上了科学的道路。1930年2月出版了《新教育大纲》，这本著作在中国第一次系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科学地揭示了教育的原理，论述了教育的本质和作用，教育和政治、经济的关系，提出了教师和学生的社会责任，指明了社会主义教育的方向和前景。杨贤江在序言中说：“这是本通俗的教育书，但绝不是本充塞着陈词滥调的教育书。这儿，至少有些未经中国人道过的新说，未经中国人指出过的事实，你若是已在或有志于在教育阵地上工作的青年，你便可以从这儿得到一点新武器；即使你并不一定志愿在教育阵地上工作的青年，你也可以由此得到不少新的见解。”这本著作记载着杨贤江在教育理论研究方面的新成果，划清了与以前一切非科学的教育观点的界限，初步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体系。
　　《新教育大纲》出版以后，被当时的革命根据地作为苏区师范教育学教学的主要参考书。1930年8月，在龙岩印刷的闽西列宁师范暑期学校教育学讲义，实际上是《新教育大纲》的节录改编。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图书馆中，《新教育大纲》被认为是较有价值的参考书，成了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与解答教育问题”的依据。在国民党统治区，《新教育大纲》影响也很大，很多进步的师范学校选用为教育学教材，许多青年学生从中得到启发和教育，识破了国民党在教育上的反动宣传，看透了中国封建法西斯教育的本质，开始走上了革命道路。

　　大革命失败后，虽然杨贤江作为共产党的要人，被国民党反动派下令通辑，虽然环境越来越险恶，他还是冷静地观察着形势的发展，分析着革命队伍的分化，思考着今后斗争的方向。他异常坚定沉着，对革命事业毫不动摇，表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
　　1927年底，杨贤江东渡日本，化名李浩吾旅居京都，负责人中共产党日本特支工作，一方面领导中国留日学生中党的工作，另一方面安排避难于日本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工作。1928年在他的安排与帮助下，董必武、钱亦石、林伯渠等著名共产党人取道海参崴前往苏联。避难于日本的沈雁冰与郭沫若等人，也得到了杨贤江的帮助和照顾。
　　1929年5月，杨贤江回到上海，先是负责对反对派的教育工作，下半年，他参加了党领导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工作，参加筹建“社会科学家联盟“，同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作不屈的斗争。
由于恶劣的环境，长期繁重的工作，动荡不安的生活，杨贤江终于积劳成疾，患肾结核症。1931年7月病情恶化，赴日本就医，终因医治无效，8月9日于长崎逝世，终年36岁，骨灰由李一氓运回，葬于上海永安公墓。1969年迁葬于上海革命烈士陵园。
　　杨贤江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为革命鞠躬尽瘁，同时留下了300万字的精神财富，有专著（包括译著）8部，论文（包括译文）386篇，公开通讯105札，答问1659条，为中国革命特别虽教育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纪念杨贤江逝世50周年的大会上，张承先概括道：“杨贤江在20年代就已确信并大力传播的革命思想，至今仍然光彩夺目；他所走过的光辉道路，正是革命的知识分子思索、探求的必经之路；他的著作，至今仍是剖析资本主义教育，研究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遗产。”